目前，中外学界尚未对共生做出严格的界定，但迦耶等学者在运用共生或共生主义时并非不注重概念的边界。
揆之世相，乡愿是小人的性体属性，君子则反乡愿。即如中庸之说，孔子在力倡此说的同时，已经感到了施行的困难。
乡愿的特征，是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絜，总之是阉然媚于世也者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。看来真的是道其不行矣夫了。我在本书中提出，孔子的狂狷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革新的甚至革命的意义。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而且有一次他还感慨至深地说：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。（本文系作者为其《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》一书的韩文版所作之序，本刊略有删节） 来源：光明日报 进入 刘梦溪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家 孔子 。
他不得已只好愤愤地说：天下国家，可均也。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将乡愿与偷偷摸摸穿墙越货的盗贼为比，可见圣人之恶乡愿已经到了何等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孔氏也是天师道世家，但他皈依佛教而不改昔日的信仰，对佛道两教等量齐观而同时宗仰。
遂捐弃故技，别求新知。言以诠理，入理则言息。内典初门，设五种禁，外典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皆与之符。寅老对宋代思想文化评价甚高，不止一次地说，宋代是吾国思想文化的最高峰。
医药技术方面，因非本篇主旨，兹不论。《北史》本传写道：自晋氏丧乱，礼乐崩亡，孝文虽厘革制度，变更风俗，其间朴略，未能淳也。
所以道教在吸收外来的技术方面，扮演了不肯落人后的角色。这种态度，看上去似乎是相反，实则相反而又相成。（同上，第183—184页）寅老认为，此种佛教翻译史中的公案，与后来的翻译者涉及译名所遇到的问题仍然有关，因为吾人欲译外国之书，辄有此方名少之感，这种情况绝不是唐以后的拘于方以内者的人士所能知晓者。他说： 就吾人今日佛教智识论，则五时判教之说，绝无历史事实之根据。
寅老写道： 所谓（北）魏、（北）齐之源者，凡江左承袭汉、魏、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，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，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，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。所以陈寅恪先生说：吾国道教虽其初原为本土之产物，而其后逐渐接受模袭外来输入之学说技术，变易演造，遂成为一庞大复杂之混合体，此治吾国宗教史者所习知者也。陈寅恪先生说：南北朝时，即有儒、释、道三教之目（北周卫元嵩撰《齐三教论》七卷，见《旧唐书·肆柒·经籍志下》），至李唐之世，遂成固定之制度。然而寅恪先生又说，他所以关注此学的原因，还由于研究历史学，包括唐史研究和西夏学、吐鲁番学研究，都和藏文的关系至为密切。
据斯传介绍说：竺法雅，河间人。（陈寅恪：《论禅宗与三论宗之关系》，《讲义及杂稿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438页）而当唐初之时，以三论宗为本的沙门，还俗之后，于儒业亦能精通，因此对孔颖达的《五经正义》颇有感会。
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，则坚持夷夏之论，以排斥外来之教义。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，乃道教之真精神，新儒家之旧途径，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。
如四谛中，所有道谛，名‘末伽矣。（同上，第126页） 关于道教对于佛教之关系，陈寅恪先生在《天师道和滨海地域之关系》及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》两文中，有系统的发掘，不能一一具引。道生所创之新义，一为顿悟说，一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李斯受荀卿之学，佐成秦治。每闻儒士在门，常倒屣出迎，停寝政事，引谈经籍。良以二种，俱名‘道故，得翻‘菩提，而为‘道矣。
足所行道，彼名何物？非‘末伽者，余是罪人。陈先生于此点在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和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两书中，考订甚详。
此种观念盖从社会阶级之观念移植于修行证道之区域，亦可谓印度民族之根本观念所在也。寅恪先生说：凡叙其出家始末者，断不容略去此节。
所谓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者，即当时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的第一篇，其中涉及到七种咒誓恶报，但文中只载有六种。两《论稿》以及寅老的其他中古史研究著作，尽多名儒硕儒大儒通儒儒宗儒英等特指称谓，从中可知寅老对儒家学说和儒学传统是何等钟情顾惜。
（陈寅恪：《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》，《寒柳堂集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172页）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：此种学说，其是非当否，姑不置论。魏孝文帝对刘芳的评价很高，许之为经学精洽。对儒家和道教，实际上也有一个如何判教的问题。新儒家之旧途径 陈寅恪先生在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》中，还有一段实际上是归结所论之儒释道关系的话，即：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，有所创获者，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，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。
陈寅恪先生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，固然是吾国思想文化史的具有核心意义的题旨，但其意义绝不限于历史的思想文化现象本身，对今而后我中华未来的文化建构和文化建设，亦具有直接的教示意义。至于菩提一名，中土翻译为道，向为人们所习知。
仅专题论述，初步统计就有24篇之多。如以为良田，则陆氏一庄荒矣。
陈寅恪先生隋唐两《论稿》所欲考证者，是为隋唐之典章文物制度，亦即文化礼仪和文化秩序的来路和渊源，所用方法为从史实论制度，由人物看渊源，历历有自，一字不虚。杨素、苏威、牛弘、薛道衡、许善心、虞世基、王劭等都是旧学根底深厚之人。
寅老先引道宣《集古今佛道论衡》卷丙的文帝诏令奘法师翻老子为梵文事条，有云：（玄奘）染翰缀文：厥初云‘道，此乃人言，梵云‘末伽，可以翻‘度。（其创造者慧思所作《誓愿文》，最足表现其思想。盖中国佛教史，什公实为一分水岭。而且佛法东来是在汉的儒学一统局面形成之后发生的，而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大盛，使原来以儒道两家为主的天下，变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世界。
况且寅老在《大乘义章书后》一文中，已经论及判教之说，只不过他所援引者为远公（慧远）破刘虬的五时判教说。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：释迦之教义，无父无君，与吾国传统之学说，存在之制度，无一不相冲突。
至于人与物的关系，实即后来人们常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语词不同而已，相信不致引起误解。故寅恪先生断言：凡新儒家之学说，几无不有道教，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。
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。我的理解，寅老是就历史上的文化融合和文化传播的题点，来看待此一问题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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